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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识别救治难
精神病院集中在城市里，综合性医院精神卫生专科少，县以下基本没有
从昆明出发，往西北方向约700公里，是迪庆州的香格里拉。在这里，云南省心理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钱俊筛查出了关在铁笼里的“铁链病人”小伟。小伟18岁，已经发病两年，治疗过两次，但随后病情复发，家里人不敢照料，给患者的脚戴上铁链，并关在铁笼里。
“我给他做了诊断和治疗，为他解了锁，可是他没办法来我们医院看病。当地没有专科医院，因此不知道他的病情有没有稳定下来。”钱俊说，从2013年开始，医院组织专家到对口支援的3个地州6县市筛查患者，为很多患者解了锁，可是只有一部分到医院治疗，其他的患者因为当地没有专科医院或相关科室，很可能没有继续治疗。
“在云南，政府办的各类精神卫生专科机构共有32家，主要分布在经济相对较发达地区，怒江、迪庆两个州没有专科医院，只在州人民医院设了精神科，主要依靠省级安排的对口支援来开展患者筛查诊断治疗工作。”云南省卫生厅副厅长徐和平说。截至今年4月30日，云南省检出并录入国家重性精神疾病数据收集分析系统127511例，检出率为2.77‰，未能达到国家4‰的要求。
《精神卫生法》明确，综合性医院医疗机构应当开设精神科门诊或心理治疗门诊。但是，云南只有一家综合性医院设有专科，县级医院及以下机构没有开设科室，基层患者只能跋山涉水到市、州去看病。
在我国，精神卫生资源分布不均。云南的专科医院较少，综合性医院的精神卫生专科少。但在较发达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专科医院多达24家，17家综合性医院开设专科，社区有专职的精神卫生工作人员。2009年，上海还对精神卫生疾病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截至今年4月30日，登记在册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113850名，检出率达到4.87‰，各项管理指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医师谢斌说：“由于精神卫生知识不普及，非精神科医务人员对这类疾病不易识别，病人经常到别的科室看病，一些患者病情被耽误，越拖越严重，对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也是一种浪费。因此，综合性医院、县及以下医疗机构应该尽快把精神科或者心理治疗专科开设起来，也应该培训别的科室医师，使其懂得识别病人。”
精神医生缺口大
医学生一般不选择精神科，一个上午只能看三四个病人，只有几十块钱的收入，津贴又少，没有职业自豪感
迪庆州没有精神卫生专科医院，州医院虽然设了精神科，但没有执业医师，像小伟这样的重性患者无法得到恰当的治疗。“全省现有精神卫生执业医师资质的仅600余人，尤其是昭通、丽江等州（市）执业医师严重缺乏。”徐和平说。
“精神卫生领域人员短缺、质量不高，已导致约2/3重性患者未获得正确或恰当的治疗，大多数患者无法获得社区为基础的康复服务，患者肇事肇祸导致各类伤害事件增加，患者家庭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等问题突出。”谢斌说。
昆明精神病院救助治疗科管理患者88人，全科只有5名医生，其中仅2名有执业证书；楚雄州精神病院临床心理科住了80位患者，只有5名医生，其中4名有执业证书。
“医学生一般不选择精神科，一个上午只能看三四个病人，只有几十块钱的收入，津贴又少，没有职业自豪感。还有，每年医院招人，进来的大多没有执业证书，却是铁饭碗，有些人四五年都没考上执业医师，人才严重断档。”云南省心理卫生中心党委书记侯建红说。
记者了解到，在楚雄州精神病院工作了20多年的护士长，每月收入三四千元，工作了14年的医生月收入也是三四千元。而在上海民政局第三精神卫生中心，工作了14年的护士长一年约10万元收入。在中国精神专科就诊量最大的临床基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医护人员平均收入约为每月9000元，床护比1∶0.2，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床位配0.2名护士。而按照原卫生部的要求，床护比应该是1∶0.4。谢斌说，为了保障医护人员的收入水平，医院长期没有满编，无形中加大了医务人员的工作量，而且这种状况在精神病专科医院较为普遍。
2011年一项对精神卫生人力资源状况研究发现，该领域医护人员不仅总量严重短缺，人员结构和区域之间配置也不合理，与服务转型、质量要求存在差距，机构内部人员结构不合理。2011年，我国每10万人中，精神科医师数为1.82，护士数为2.99，配置处于中等收入国家中的较低水平。县及县以下医疗机构医师、护士缺口更大，每个床位医师、护士数仅为0.12、0.15。在医师中，全国本科以上学历比例仅56.8%，精神科医师中研究生比例仅为6.05%，远低于其他医学学科医师20%以上的水平。
院外康复难实现
应当在精神障碍患者从医疗机构回到社区之间设一个缓冲带，多一些专业训练，使患者到社区后能通过较短时间的康复尽快回归家庭、求学求职
在上海嘉定区安亭镇黄渡社区文化中心的阳光心园，20多名精神障碍患者在做手工、画画，社区的心理医师王燕在旁边守候着。在这里注册的学员每人每月能得到补贴200多元，街道再找一些活儿给他们做，每名学员每月约收入五六百元。
“还有一些恢复较好的，到附近的超市工作，负责摆放商品、收银等，导师给他们排班。如果做得比较好，可以到社会上去工作。”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防治科科长蔡军说，全市共有阳光心园216家，10大类1906门康复课程。2011年至2013年总计180名学员走上了工作岗位。
高阿姨的儿子小文患精神障碍20多年，不能出门，出门就走失。过去10年里，高阿姨都是将药拌在饭里给儿子服下的。自从有了阳光心园后，小文可以出门了，而且阳光心园里有专门的医师督促服药，高阿姨的心头大事终于放下。不仅如此，上海对1.3万余名无业贫困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免费药物，社区医师开处方后，区精神卫生中心会把药给患者送上门。
然而，患者及其家庭最想要的康复是彻底融入社会。就在该镇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室门口，孙阿姨拉住记者，希望能呼吁社会帮女儿找个工作。孙阿姨的女儿是一名华东师范大学的毕业生，虽然有精神障碍，但也工作了几年，后来因为病情太严重，开始动刀要杀人，难以控制，此后一直在家待着，一待就是9年。“她不想去社区阳光心园，总觉得去那儿抬不起头，自己起码是个大学毕业生。”孙阿姨说，女儿非常希望能有份工作，融入社会。
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蒋蕊提出，应当在患者从医疗机构回到社区之间设一个缓冲带，多一些专业训练，到社区后能康复并尽快回归家庭、求学求职。
谢斌认为，社区服务尤其是康复服务网络的建立，不仅需要地方政府高度重视，从经费、场地、设备等方面加强投入，也需要卫生计生、民政、残联等部门和机构之间密切配合与协调，还要有公卫医师、社区护士、专业社工师、康复治疗师等不同专业人力资源的补充以及服务团队配合。短期内仅人力资源短缺以及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似乎就已是许多地方难以逾越的一大障碍。
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副局长王斌说：“出院后的患者如何恢复生活功能、社会技能，是一门学问。我们不能盲目搬国外的经验，应结合实际，整合各方资源，使其变成社区工作的内容。下一步，卫生计生将和民政、残联等部门共同建立康复体系。”
促进精神病人康复，家庭处于特殊重要的地位。当精神病人经过治疗好转后，家庭往往是病人活动最多的场所，家属是他们接触最多最密切的人，是病人社会康复的主要承担者。家属要做好以下的工作：
（1）巩固和促进生理、心理康复，监督患者遵守医嘱，按时服药和执行其他医嘱，定期门诊。
（2）训练并提高病人对异常心态的分辨能力和调控能力。
（3）制订切实可行、逐步提高要求的作息时间表和劳务安排，按时检查执行情况，使病人从被动地接受照顾到主动地操持家务和承担责任。
（4）帮助患者按实际情况接受新的职业训练，恢复职业能力促其参加必要的社会活动，扩大社会接触，汇融于社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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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小伟） 来源：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