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健康报道/
1月16日，青年歌手姚贝娜因乳腺癌复发病故，姚贝娜在昏迷前委托父亲签署了捐献角膜的志愿书。其眼角膜分别捐给了深圳、成都的两位病人。姚贝娜以及家人做出的捐献决定也再次引起社会对于器官捐献的热议。
器官移植技术作为人类医学发展的巨大成就，曾挽救了无数终末期疾病患者的生命。但由于长期缺乏有效的器官捐献工作体系，我国的器官短缺状况却十分严重。据统计，现阶段我国100万人里，才有0.6个捐献者，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有1万例左右，供需比约为1∶30，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1∶3。很多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都在无奈的等待中逝去。
为姚贝娜做眼角膜摘除手术的眼科知名专家、深圳眼科医院主任医师姚晓明表示，我国角膜捐献也好、器官捐献也好，都是一个巨大的缺口。
姚晓明：在1989年有一个统计，有200万个病人得不到角膜捐献，说不定到去世了也没等到。最近几年有所好转，一个是源于我国推行器官捐献，特别是在深圳试行之后，国务院也开始立法;第二，随着各个机构，特别是红十字会的动员，有越来越多志愿者加入;第三，再加上，我国在经济建设的同时也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有更多的人知道器官捐献、角膜捐献的重要性。尽管如此，我国角膜捐献也好、器官捐献也好，都是一个巨大的缺口。希望有像姚贝娜一样的更多的社会公众人物以身作则，加入进来，站在人性和社会进步的高度上，让更多的人重见光明。
从今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了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自愿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这也给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带来了更严峻的挑战。我们来看一组数据，1977年至2009年的30多年，我国身后捐献器官人数只有130人。2010年，中国推行公民去世后器官自愿捐献制度以来，捐献器官用于移植的数量逐渐增加，中国红十字会的数据显示，截止2014年8月11号，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网站报名登记的人数已达26000多人。但这一数字相对于13亿人口的基数，仍是杯水车薪。
多年以来，一直推动并呼吁建立公民自愿捐献器官制度的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表示，现在阻碍国内器官捐献的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他呼吁，中国亟需建立一个国家层面的器官捐献体系，鼓励公民捐献的同时，更要加快推动器官移植立法改革。
黄洁夫指出， 2007年，中国有了首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但这只是一个器官移植的条例，并没有涉及器官捐献，这方面必须得完善。
黄洁夫：在这样一个服务量、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法律，去指导我们器官移植的实践，要把卫生行政部门、医院、红十字会，它们的作用、职责、权限要界定清楚，同时要很好的把涉及到器官移植的伦理学的有关标准、或机构、或执法的单位都得明确。这样我们才变成有法可依。比如说，红十字会在捐献中的作用，它在获取和分配中的见证作用，以至于捐赠后的人道主义救助方面，红十字会都应该有法律的明确，它应该担负的作用。这样的话，我们的法规才是可持续的。才是有法可依，可是这些我们都没有完善。
在国外，器官捐献情况如何?又有哪些有效的措施鼓励大家积极捐献?旅居国外多年的医学专家李承龙教授介绍说：
李承龙：人体器官短缺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比如美国就有10万人在等待器官捐献，每天就会有大约19人死去。为了鼓励器官捐献，在西方国家通行的做法是在年满18岁的成人在初次领取驾照或者换发驾照的时候被要求填写一份器官捐献表，指出是否在意外死亡后自愿捐献器官。有些欧洲国家比如澳地利则假定每个人在死后自然成为器官捐献者，除非个人明确提出不愿意在死后捐献器官。还有国家对于愿意捐献器官的人给予医疗方面的优惠。比如在以色列，登记成为器官捐献者的人，如果他们有一天自己需要器官移植，与没有登记的人比，他们能优先获得器官。
1月17日晚，姚贝娜捐献的角膜成功移植给23岁的患者，来自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小伙子小董，使其重见光明。目前，接受了角膜移植的小董视力已从原来的0.05提高到0.26，有望继续恢复。小董和他的妈妈也希望通过我们表达他们的心声：
小董：这是一种正能量，社会需要这种正能量。感谢姐姐，感谢姚爸爸姚妈妈!
小董妈：我也决定把我自己的角膜捐献出去，回报姚爸爸姚妈妈!
在这里，我们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器官捐献的行列中，让爱和生命温暖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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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小伟 ） 来源：中国广播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