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 中西药（摄影九剑 记者述峰 北京报道）
编者按： 2015年12月4日，在由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主办，北京经纬传奇承办的“科学·真实·完整”第二届临床研究质量学术研讨会上，饶毅教授给大会做主旨报告。饶教授用科学家和科学史家的视觉方法、严谨的科学态度，通过大量的文献调查研究，讲了很多故事，弄清了很多的中西药物发现的来龙去脉，对了解药物历史观有很多的启发和借鉴。第一健康报道节选部分内容发表。
饶毅教授，1991年进入哈佛大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做博士后，研究脊椎动物、神经诱导的分子肌理；1994年在华盛顿大学解剖和神经生物学系任教并领导独立的实验室；2004年起任西北大学医学院神经科教授、西北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2007年饶毅教授回国受聘北京大学讲习教授，曾担任生命科学院的院长。
图为饶毅教授讲话
我非常认同我们国家的药物临床研究和药物的质量应该提高了，我今天是从药物临床研究的科学、真实、完整性这个主题向外进行一部分延伸。我要讲的题目是《科学是中药研究的唯一的出路》。
我自己对中医了解是不够，所以我不准备评论中医。我相信最后的结论其实是相似的，但是对于中药，我虽然没有进行过科学研究，我进行过历史研究，可以说是原创性的历史研究。在这样的基础上，我对于目前中国的两种观点愿意表示经过思考和思索之后得出的结论，现在对于中药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认为中药是很特别的，所以对于中药质量的监督应该不同于西药。另外一个观点更为重要，和西药一样的，应该有同样的标准，我坚决支持第二种观点。
我们中药当然是有很长的传统，可是世界大多数文化、大多数人民、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和发展了医药的一些原始和不那么原始的发现与发明。在古希腊科学传统影响的西方诞生了现代医学，在一个粗略的说法上可以叫西医西药，在严格的程度上其实不能这么叫，西医西药是吸收了人类文明发生过程中很多地区的成就，不仅是西欧、欧洲，而且明确是包括了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世界与古希腊传统的西方科学有很大程度的相互来往，在西方科学非常寂静的一段时间，使阿拉伯世界保持和发展了现代的科学，其中包括医药学。阿拉伯世界反哺了西方科学包括医药的发展以外，印度也明确西方的科学有积极的交互作用，中国也有中国的科学与西方科学交互比较少的原因，一部分是地域原因，一部分是中国的科学传统非常差，从来不存在着中国科学在临床以前非常好，在临床以前落后，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和谣言，这个谎言和谣言是出于非常好的初衷，希望在鸦片战争之后全民族没有信心的时候给我们自己打一点气，我们打气的方法除了自己生产以外，还出口和内销，让约瑟等西方科学家、科学史家帮我们再英文说一遍，说得我们自己高兴，在心理上对我们进行了按摩，是对我们有帮助的。但是这个帮助的基础是一个谎言，是不存在的事实，事实上现在我们的科学技术、科学传统是很差的。在很差的科学传统的基础的背景下，我们有过一些原创性的科学思想，有过一些原创性的技术发明，我们的技术发明可能比我们的原创科学要稍微好一点，我们的原创科学是相当差的，这些原创的科学技术常常是在有实用价值的方面，而在理性思维和抽象的方面，我们中国是差得一塌糊涂。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有信心说清楚我们原来的不足，然后才能刺激我们在今天更做得好，我们今天不需要以谎言来对自己进行心理按摩，我们今天不仅在文化上，在个人方面，也应该放弃以前用于做心理治疗的谎言，而面对我们传统的缺陷，现实的不足，而去迈步从头越。
我们的医药传统里面，算我们跟科学技术接近的成就比较好的方面，我们在纯数学、物理方面当然会更差，我们医药、农业和与天文相关的一些使用方面，我们是有一些成就的。所以不能否认我们传统的中医和中药对于我国几千年来的人口的健康是有帮助的，毫无疑问有帮助的。但是这样的医药传统并不表明我们的医药要坚持走一条不科学的道路，而是从以前的真正追求把中医中药做好的古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在他们当时的知识背景上尽量把他们的工作做好，他们从来没有提出来他们一定是要走不同的道路，而是在走他们认为他们能够走通的道路和部分。西方的科学、西方发源、西方为主发源的科学进入中国是比较晚的，只有几百年，而早期他们还不得不以积极影响的方式让中国人觉得他们是有比中国人更好的东西的。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它让我们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意识到我们在科学技术方面全面地不如西方。中医和中药面临的所谓西医西药的冲击事实上是因为西方带来的西医西药在我们全国一个一个堡垒攻破，证明它比我们现有的中医中药的疗效要好、副作用要少，治疗的人更多，它是以事实为基础在中国铺开的。
中药的现代化研究，当然主要是从日本开始，我们中国的中药的现代科学研究也是有传统，而且这个传统迄今也有100年了。我们这个传统大家知道的代表是今年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屠呦呦先生，但是这个传统并非在1960年代、1970年代开始，而是在接近100年前开始。在1923年-1925年程克辉（音）在美国获得了科学的哲学博士以后，因为他家里有人有健康的问题，他曾经回国两年，1923年-1925年他在北平的协和医学院药理系工作，他在那里的工作分别于1924年和1926年发表论文，（英文）发表的两篇论文是讲麻黄素的药理和临床应用。他从他的舅舅那里知道中药麻黄的重要性，麻黄里面的化学成分麻黄素是日本人用化学方法提纯的，麻黄素的药理作用是一个刚刚获得美国哲学博士的年轻科学工作者在1920年代的协和医学院独立做出来的，程克辉研究麻黄素的要理和临床作用以后，这个药在全世界得到应用，可以说中药单方在全世界用的历史最长、销量最大的就是程克辉的研究结果，因为麻黄素和它的衍生物今天很多人都在用，因为美国感冒常用配方里面含有麻黄素、伪麻黄素，所以从销量上和对人的健康的影响上，对经济的效果上，可能都是一个年轻人当年在1923年-1925年的北平做的工作，是中药化学医药研究的极致。程克辉在中国两年以后回到了美国，他在读了医学博士学位，以后他一直做到研发总监，而且他最后成为美国药理独立协会的（英文），所以他是100年以来全体华人药理学工作者在全世界取得最高学术地位的华人。
除了程克辉有这样重要的工作以外，其他还有一批中国科学家前仆后继，对中药进行了现代科学研究，包括一批药理学家，也包括一批化学家，对于中药化学成分的分析，中药单体化学和化学分子的化学合成，都做过重要的工作。即使是在抗虐药方面，工作科学家的工作也是非常突出。第一个从中药得到有效化学成分可以治疗疟疾的是1941年-1948年上海医学院药理教研室的张昌绍先生，张先生是上海郊区一位小学老师的孩子，他曾经参加学生运动，然后在1927年以后不再参加学生运动，最后在上海医学院学医毕业，毕业以后留在药理教研室，在他之前上海医学院的药理教研室已经有一个学生朱恒璧从美国留学回国，朱恒璧是（英文），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做过药理系主任，1949年以后朱恒璧是在浙江省卫生厅工作。张昌绍在上海医学院工作之后，到英国伦敦读药理学的PHD，他的研究生工作是研究神经药理，他的导师（英文）是当年神经药理的一个重要科学家，张昌绍和（英文）研究的领域，包括乙酰胆碱和去甲肾上腺素，在1930年代这是很前沿的科学性工作。（英文）的朋友和同事（英文）因为研究乙酰胆碱获得过诺贝尔奖金，（英文）同时在美国基金会工作过，对于药品投入研发起过很大的作用。
所以早期西方这批今天的现代化大药厂，当年科学家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这些药厂真正建立起来很重要。张昌绍和（英文）发表的神经药理工作，在当时既与药物有关个，也对于生理有关，实际上对于阐明神经递支的药理效用都有重要的意义。张昌绍在英国毕业以后，去美国哈佛工作了一年，然后在1940年代初回到战争中的中国，他在中国重庆的中央卫生研究院和上海医学院同时兼职，在战争中的中国，他放弃自己与诺贝尔奖金相关的神经药理研究，而转而研究中国当时需要的抗虐药，在战争期间因为大批中国人、中国平民进入疟疾高发区云贵川，这一批中国人对疟疾的敏感性比较高，当地人当然也有一些人会感染疟疾，但是有些人对疟疾抵抗力会稍微高一些，而不在这些地方长期生活的人群对疟疾的敏感性会更高，这是大批民众对于抗虐药有需求，同时中国军队、英国军队、美国军队在东南亚作战，包括在疟疾高发区作战，也需要抗疟药。当时已经有西药奎宁是抗疟药，奎宁所谓叫西药，其实是和其他药里面获得的化学成分道理是一样的，奎宁并不是西欧国家最早知道的，奎宁来源于金鸡纳素，金鸡纳素的树皮可以治疗疟疾，是在西方世界之外的民间的传说，在这样的基础上，西方的科学家在金鸡纳的树皮里面可以提取金鸡纳霜或者叫奎宁，有治疗疟疾的作用。所以无论你叫西方科学还是现代科学，都一直在寻找从各地、各个文化、各个民族传说的植物、矿物或者动物里面获得治疗疾病的药物，这里面不存在西药和中药的差别，都是用现代科学研究不同来源的化学分子治疗作用。
奎宁当时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有一部分疟原虫出现抗药性，另外一部分在战争期间，特别是日本占领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以后，金鸡纳素的产地被日本控制，所以盟军，包括美国、英国、中国在极度需要抗疟药的情况下，丧失了90%的抗疟药的来源，所以盟军在这样的情况下非常希望发现新的不依赖于金鸡纳素的抗疟药，美国、英国、中国都在研究新的抗疟药，只是美国、英国绝对不会注意和相信中国会在这种情况下发现抗疟药。两国的科学水平比中国高很多，而且美国不在战争之间，中国当时的科学条件是非常差的，中国绝大部分地方是没有科学研究条件的，没有科学家，在有科学家的地方物质条件很差，很多科学家当时生活都有困难，包括西南研大的一些教授的太太都在外面摆地摊，补贴她先生教书的收入。有一些科学家继续做科研，他们没有玻璃试管，是用竹子做试管的，这是当年昆明也好，重庆也好的普遍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发现抗疟药当时大家觉得是天方夜谭，当时有不同的研究机构和人员研究抗疟药，有一些后来发现是错的，有一些发现是对的。陈果夫非常提倡用中医中药，陈果夫要求中央政治学校医务室的陈学明（音），说你们应该从中药里面找到抗疟药，陈学明带着他医务室和其他一些人开始研究抗疟药。陈果夫从政府拿了一大笔经费让陈学明建立了特种药物研究所，他们最早做的是发现中药有一个组分，有一个复方，说是抗疟药，这个复方含7个药，其中一个是常山，他们把7个药一个一个分开来试，发现只需要常山就可以抗疟，不需要其他6个。所以早期的工作是中央政治学校医务室开做的，但是他们的论文没有当时就发表，他们是过了几年才积极发表，集成一个集子发表。张昌绍在中央卫生研究院和上海医学院，在知道这部分工作的基础上，他带领自己实验室的课题组的研究人员，包括有一部分军事科学院的人知道的朱廷聪（音）当时是他的助手，朱廷聪的科学研究是跟张昌绍研究抗疟药开始的。他们把常山作为注射液和口服液给病人用，发现常山确实在人身上可以抗疟，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引进了鸡的疟疾模型，以后在动物模型上也可以做。在他们重复了中央政治学校医务室常山有抗疟性这一基础上，他们进一步做研究，包括与化学家赵成武、高医生（音）合作，他们最后从常山里面提取到化学分子常山碱和常山新碱，在动物和人体证明常山碱和常山新碱这些单体化合分子有显著的抗疟作用。他们的文章首先是有原创性的科学发现，其次有很大的潜在的应用意义，当然他们顺带也发了很多论文，所以他们发过（英文），发过（英文），他们和赵成武、高医生还发过（英文），他们也在中文刊物上发表文章，他们常山碱的分子式在以中文短篇发表的时候是正确的，第一次以英文发表的时候错了两个氢原子，第二次以英文发表的时候是正确的分子式。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程克辉关注中国的药物研究，程克辉告诉美国中国医药里面发现了常山的抗疟作用，程克辉首先让美国政府把美国的中药铺和南美洲中药铺的常山全部买来给大药厂和学校研究常山的化学成分，同时他觉得那100多镑常山不够，他要求美国军队动用空军从中国运了500镑的常山运到美国去，给美国研究药物的这些公司和学校的联盟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其中加州理工学院的两位化学家也分离到了常山碱，他们比张昌绍、赵成武、高医生要晚一点，他们实际上是跟重庆的工作是竞争，我们应该说竞赛，因为我们盟军是联合想找到这些药物，所以从国家的角度是合作，从科学家个人的角度是有点竞争，所以是一个竞赛。这两个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做得不太地道，他们在发表文章的时候坚持说，因为他们的氢原子和我们的常山碱不一样，所以他们给了另外一个名字，所以常山碱有两个英文名字，一个是张昌绍他们先取名的，一个是加州理工学院两位教授后取名的，他们的依据是在英文里面原分子式的正确是他们首先提出来的，他们没看过前面中国已经发表了正确的分子式。这里面有一个小故事，这两个英文名字的差别绝大部分科学家不知道其来源，不知道到了什么程度，今天我们中国的药物研究的旗舰说是中国科学院的上海药物研究所，他们今天还有人在研究常山碱、常山新碱，他们用的居然是加州理工学院取的这个名字，所以我大概前两年给他们提醒过一下，说王德伦数典忘祖。
常山碱和常山新碱在今天没有得到应用原因非常简单，它有非常强的副作用，它的副作用是导致人的呕吐，这是一个很奇葩的副作用，因为抗疟药的意思是这些化学分子是作用于疟原虫，把疟原虫给杀死，所以他们把分子是在疟原虫里面，呕吐是人的一个神经反射的反应，所以常山新碱同时作用于疟原虫和人，实际上是很有趣的一个科学现象，这个科学现象其实还值得研究。常山碱和常山新碱的抗虐作用后面还有人做，包括中国人有人做，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把治疗作用、抗疟药作用和呕吐的副作用分开，以便得到抗疟所带来的呕吐，可惜做了几十年也没有人能够分开。
所以整个从中药里面找到单体化合分子能够治疗疟疾是1940年代以张昌绍为代表的，包括他传承的，包括他合作的一些人做的工作。张昌绍在1940年代中晚期从重庆回到上海第一学院，主持上海第一学院药理系，一直到1967年，他曾经还做过其他的药物，也回到过他感兴趣的（英文）神经递支，他在1967年服毒自杀，原因当时是因为当时的文化大革命。所以在张昌绍和与他相类似的一批西方留学的科学家培养和带领下，在成长起来1940年代、1950年代后来的药物药理和其他科学家，这里当然包括张昌绍送到英国去的朱廷聪，他以后在军事科学院做过很多药理学工作，也包括张昌绍本人，其他的留学生，像罗思成（音）是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的教授，罗思成是屠呦呦的老师之一，所以屠呦呦这一批1950年代初的大学生是在1930年代、1940年代的西方留学生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本科教育是完整的，他们的研究生教育是不完整的，没有机会读研究生。屠呦呦在北京大学医学院药理学系入学，以后北京大学医学院与北京大学分开，变成北京医学院，他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药理系，入学是北京大学医学院药理系，他到中医研究院工作，他的基础是前一辈留学生打下的。在196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国家再次出现需要抗疟药，这是因为奎宁的抗药性，抗奎宁的疟原虫越来越多，而我们国家与越南并肩抗击美国军队，我们国家现在公布了，在当时是没有承认过的，我们国家一共向越南派遣过38万军人，虽然我们一般不在前线作战，我们在后面的高炮部队和其他不会被美军抓葫芦的岗位上工作，但是这个量是相当大。不管是美军，还是越南和中国军队，在越南战场上战斗力下降最大的因素不是直接打死打伤，而是被疟原虫给致病，所以双方都有很大的需求，要找到新的抗疟药。所以1940年代中国、美国、英国在精神上是合作找抗疟药都一样，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中国美国是竞争性的寻找新的抗疟药。中国做抗疟药有自己的需求，当然也有像中国领导人提出的需求，中国的抗疟研究最早是1966年还是1967年5月23日在北京饭店有一个开会，所以叫“5·23”计划，包括如何预防和治疗疟疾的多种措施，包括如何减少蚊子，如何防止蚊子叮，一直到如何治疗疟疾，所以是多方面的研究。因为这个时候已经进入文化大革命了，所以这个研究有相当的困难性，最早主持这个计划的最高领导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当时他主持这个工作的时间很短，以后主要是卫生部，解放军总后的卫生部，特别是军事科学院两个作为行政主管，主要参与的主管一般是当时的厅局级。这个工作理论上是有很多人参与，实际上这与两弹一星的有效的很多人参与的组织是有相当大的差别，这个工作也不是像两弹一星那样得到那么高的重视，而且它不是直接战争的相关的课题，所以虽然有相当的特权，这个特权是有限的，这个时候能够找到做科研的人，主要是屠呦呦一辈的人，他们的老师有自杀的，有被批斗的，有被靠边站的，很难得到运用他们的知识和背景参与，寻找中国需要的医疗方法或者药物。除了有张昌绍这样的上海自杀的以外，还有一些人不同程度的、不同原因的，总体原因是一样的，靠边站的。
所以屠呦呦在大约是1969年开始参与，他前面与张昌绍再前面，有陈果夫和陈学明等人做不同性质工作一样，屠呦呦参与之前也有其他人做工作，包括有其他人意识到青蒿可能有作用，青蒿在动物模型里面证明有作用也有其他人已经做到了，但是这些人当时并没有注意到青蒿是以后最重要的，因为在他们的单子上是几百个、几十个候选的植物、矿物、动物，他们做完以后还是那一个单子，这个单子不是药物，这种单子里面有时候会包括雄黄，有时候会包括胡椒，这些都在抗疟模型里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当然雄黄有很大的毒性，能不能用后面都是问题，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屠呦呦得到一张单子，是已经有人，包括余晓刚、穆国林（音）得到的一张含青蒿的单子上，他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做。在这个基础上他继续验证的时候，重新看到了这张单子上的青蒿是有作用的，在这个基础上他再继续往前面走了一步，就是发现青蒿提取的方法和治疗疟疾的效果是有关的。这就要重新回到所谓不同的中医古书上含青蒿的单子，有各种各样的方，有些含青蒿，有些不含青蒿，有些含青蒿的方子里面是和其他中午制剂是一样的，是高温加热煮出来的，事实上证明青蒿是不能被煮的，一煮以后化学分子药物会丧失。所以屠呦呦在这个过程中是在果蔬里面受到提示，可能要室温、常温提取，然后他在选萃取有机溶剂的时候，他在这里用了乙醚，这是他本人复述的故事，这个故事既重要也不是很重要，因为当时已经有了提取中药的方法，用完的水萃取，就用乙醇，乙醇用完了就用乙醚，所以不需要提示，也应该轮到他用乙醚了，但是他说他是用了提示，这个故事也是听着挺好听的。用乙醚提取以后，萃取效应提高，得到活性的青蒿素的效率提高，在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每一只用了青蒿素的动物都对疟疾有抵抗作用，他拿到这个结果以后，在5·23协作会议上告诉大家，然后引起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兴趣，重复了他的结果，推广这个结果。他自己的课题组有几位一起合作的科研人员，用他们的工作最后成功的化学萃取了青蒿的有效抗疟成分青蒿，也就是我们以后所吃的青蒿素。在这个基础上获得了单体化合分子，屠呦呦自己的课题组和其他课题组拿到中国疟疾高发区进行试验，最后不同的课题组有时候偶尔看到作用不好，但是主要的大部分时候看到的作用是很好的，不好的时候可能是制剂有问题，但是各个课题组加起来最后明确地知道青蒿素有抗疟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曾经用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做志愿者，证明青蒿素在人体有抗疟作用，所以这里面是有很多人不同的献生的，这一批战时的研究结果我们看过，前面他们先背诵毛主席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然后吃药，被蚊子叮，然后看看生病不生病，所以这是在当时情况下一种很特殊的研究方法，这里当然包括合作，但是很明确的，真正做出来的工作并不是很多人去做的，无论后面如何争论，实际上参与关键工作的科研人员人数并不多。在发现青蒿素有抗疟作用以后，当然还有其他的化学家、生物物理学家，这就包括上海有机所、上海药物所通过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参与过的不同工作，确定了青蒿素的分子式，确定了青蒿素的结构，青蒿素的化学结构是一个很奇葩的事情，它在等完善，等两个氧，所以叫双氧桥，估计双氧球与它的活性很大，这在化学上青蒿素一直作为一个很有趣的化学分子作为教科书的内容。
这些工作里面毫无疑问的最大的贡献是屠呦呦，这里不是说他前面没有人意识到青蒿可能有作用，但是前面先检测过，知道青蒿有作用的人，并不知道最后青蒿是他们要研究的最重要的分子，他们这个单子上还有其他的东西，当然这些人如果不离开这个课题是不是会继续做下去，做出青蒿素，是可能的，但是事实上他们当时被调到其他课题上去了，当时有一位科学工作者被从青蒿和抗疟药的研究换到了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的研究上面，也就是说在当时并不是只有“5·23”抗疟计划，这种大规模的全国性的计划，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个人健康，中国在全国投入资源和人，大规模组织了与毛泽东主席个人疾病相关的研究课题，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包括把曾经研究疟疾，曾经知道青蒿有抗疟作用的科研工作者，从抗疟的课题换到了毛主席老人家个人健康的课题上面去，所以并不是个个课题都是可歌可泣的课题，并不是所有的大协作都是辉煌的成就。
在他们70年代初期的工作奠定了以后，1977年他们终于发表论文，发表论文的时候因为有这么多人合作，最后是以协作组的名义发表，不是以个人作为作者。同时因为他们这一批人都是年资差不多，而且也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年资差不多就导致没有一个人认为其他人是自己的领导，不仅屠呦呦课题组和其他课题组之间互相不服气，屠呦呦课题组内部也不是各个人都很服气，因为当时不存在今天的所谓PI制度，一个实验室的领导，实验室的头儿，或者课题组的组长，通吃整个课题的项目成果，那时候没有这个文化，没有这个习惯，所以这是导致他们有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他们的年纪都差不多，所以不容易服气，都觉得有贡献。而且因为中国科学的传统很弱，到那个时候为止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有做科学课题的机会，偶尔做一下也是一辈子的一个唯一的课题，所以为了成就的归属，有很多争议，这个争议同时反映了我们国家文化的糟粕，为了把别人拖下来，为了让别人少得功劳，宁可自己有不得，所以几十年来因为青蒿素这样一个重要的发现，这一批原创性的最初的科研人员既没有一个得到奖励，也没有一个得到金钱的收入。中国工程院生物医学部有好多院士，有一些都号称发现了多少个药物，你去问问他们的药物有什么用。
所以在我们普遍有问题的环境下，在我们科研工作人员条件有缺陷的情况下，这个工作是漂亮的。但是不仅有过这样合作的项目，在1970年代我们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科学发现，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张亭栋先生，张亭栋也是1930年代出生，他在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以后，留在附属医院，他是学西医的，他以后在所谓西医学中医的浪潮中，他学过中医，他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中医科做过中医科的主任，在1970年代初期，黑龙江省有一个乡村的医生，用砒霜、蟾毒，蟾酥的意思就是蟾毒，和汞作为复方治疗各种各样的病人，包括感染的病人，也包括癌症的病人。其中有些人甚至好像是有治疗效果，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剂科的一位姓韩的药师他在医院里做了一个制剂，他叫癌灵1号，就含砒霜、蟾酥和汞，在当时用于治疗癌症，居然有病人给治好了。但是接下来癌症药物被乱用的各种各样的癌症都往里打的时候，当然还打死了一批人，那个时候没有质量监督，试试看。砒霜作为一个毒如何用于医、药，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西方和中国都有人用过，你一定要往前面查，就查得到人用过，而且还用过作为癌症的治疗方法，即使是中国到五六十年代还有人用过，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还有地方用过，你一定要死揪，可以说这些人发现的，可是这些人不能真正叫发现者，因为你同时用他这个东西，你到底是用于什么病，这些人没有确定，因为这个病用，那个病不一定用，所以以毒攻毒这个哲学原理是很难运用的，你把监狱里面的杀人犯放出来看，他肯定大多数时候不是以毒攻毒，他会杀好人。砒霜同样是，你如果随便用的话，大部分人被你杀死。所以张亭栋是在其他人，包括他同一个医院的韩太林（音）药剂师的基础上做的工作，但是他也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在其他人工作的基础上，他把癌灵1号专门用于白血病，而且白血病可以分析，张亭栋先和他的同事专门在看哪些白血病对于癌灵1号敏感性最高，然后他发表了中文论文，明确说了反应最好的是APL急性早幼粒白血病，而所谓复方、砒霜、蟾酥和汞，他说蟾酥不仅没有治疗作用，而且有副左右，汞也是没用的，这两个都是不需要的，只需要砒霜。因为砒霜就是一个化学分子，三氧化二砷，所以他并不需要跟化学家合作，根据纯化三氧化二砷，他就知道这是三氧化二砷起作用，在他以后用的方子里面，三氧化二砷与氯化亚是100：1的比例，他已经说过蟾酥和氯化亚都不起作用，但是他在他的论文里面没有把氯化亚丢掉，但是他的论文也明确说了起作用的就是三氧化二砷，而不需要氯化亚和蟾酥，他确定了是哪一个化学分子有作用，同时他确定了针对的疾病是什么APL，这一系列工作是1970年代完成的。
我的文章里面写得很清楚，我现在记忆有缺陷，好像是1973年-1979年就把这些主要的结论都得到了，以后他们医院有其他医生做，包括他的医院有一位医生叫张鹏（音），他是在论文上面第一次只用三氧化二砷，而不含汞。还有全国其他地方的医生用含砷的其他制剂治疗有作用。在1980年代中期上海第二医学院的院长王正义，原来他的特长是做血友病，但是他碰到一个病人，一个小女孩得了白血病，王正义依据于在（英文）国际刊物上面发表的论文，来试图治疗这位白血病的女孩。在（英文）上面曾经有三个不同的外国人发表三个个例，分别用13-顺式维甲酸成功地治疗了一例APL白血病病人，这三篇文章都是个例。王正义当时也想得到13-顺式维甲酸来治疗这个上海女孩，但是当时上海没有人生产13-顺，只有全反式维甲酸，所以王正义就用了全反式维甲酸治疗当时这个女孩，治好了，王正义后来就再治疗了其他病人。1987年他们在中文和英文刊物上发表了他们的结果，包括他们在《博览》上面发表他们治疗，我的印象还是12例还是15例文章，APL的病人。当时第二医学院是跟法国有合作的，所以法国科学家来访的时候得知这个结果，到法国重复验证了这个结果，同时他们做了动物试验，他们其中第一个试验是要看到底是13-顺还是全反有作用，结果发现全反的作用比13-顺的作用要高很多，所以这样纠正了原来各地发表的13-顺的作用，而认为全反式维甲酸是真正有作用的，很快向全世界推广。到1990年代以后，张亭栋的工作也向全世界推广，目前两味药联合应用是治疗APL的最有效的，所以一个非常凶险的白血病最后是中国两位医生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提出的化学药物治疗方面，其中砒霜是从中药制剂来的。
所以我们中国走了这么多年，从中药理用现代化学的方法，用现代药理学的研究方法得到和证明中药来源单体化合分子的有效治疗作用，这是我们建立的中药科学研究的传统，我认为我们不仅应该珍惜，而且应该发扬光大，它证明用现代科学研究中药是非常有效的一个途径，而且这个途径不仅会得到我们中国人民的欢迎和承认，也会在世界上得到欢迎和承认。所谓的中医有复方、整体性、个体化的这些说法，既有道理，也是有问题的。中药复方是不是一定需要复方？我相信在这么多复方里面一定有少数确实需要复方，但是绝大多数复方一定是假的，这个假的是不需要做真正的医疗药物试验就能推论出来，我们中医的复方常常是十几、二十味药，每一味药里面含几千个、几万个化学分子，谁做过研究，是这23位药里面一定不能减掉20味，只要3味，不能在一个17味的药里面减到16味，只要1味。假设一个复方药证明一定要复方，不要这23味，你可以算一下要用多少样本，要用多少人才能证明23，而不是1，证明一个复方需要多少味药，再把中医的复方全部算一遍，你就可以推论出来全世界从来不存在这么多人让任何科学家和任何有理智的人证明所有复方一定要有复方的，所以统计上可以推出来，大多数复方肯定是假的，少数复方肯定是真的，但是需要用科学方法加上品质来证明的。也许全世界的蚂蚁可以用来证明某些复方，人的数量肯定是不够的。西医不排除用复方，我们的抗癌药带来癌细胞下降的时候，我们有白细胞升上去的药，这是用来辅助西医抗癌药物的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可是这是多少科学家、多少药厂做了多少病人以后证明出来的一个结果，不可能我们做中医中药的人变成超兼采，他们不需要什么样本就可以做出来。所谓中医整体性，西医西药从来没有忽略，只是每次需要证明，而不是一句话说出去。所谓中医是个体化治疗，也许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是，在多数情况下肯定不是，因为所谓中医个体化治疗，西医个体化治疗，是说有某些同样症状或共有某些疾病的人，其实这些人是有差别的。然后我们知道他的基因型，用不同的药，或者我们知道其他情况用不同的药，中医里面所谓个体化很大一个层面是说同一个病人碰到不同中医中药师的时候居然开出不同的药来。当然西医里面也有庸医和杰出的医生，中医里面也有，但是绝大部分西医最后被同一个病人的治疗方法是非常相近的，有少数人例外，这些例外的少数情况下是有人先知先觉，有人不叫先知先觉，那是天才医生，而中医师绝大部分都用不同的方法治疗同一个病人，难道中医师个个都是天才吗？我想这从常理上推论是不可以支持这个结果的，所以中医里面有没有个体？有，大多数不是个体化，而是标准不明确。
对于有一批人目前在推动向药监局呼吁中药的批准要有不同的标准，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中药的批准一定也是遵循有疗效和安全性两点批准的，不能脱离疗效和安全性设置任何其他的批准标准。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扎扎实实地做真正的中药的研究，推出对我们中国和全世界有用的药，我们不能相信我们尽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它还是物理学，我们中药里面的研究，我相信还是要遵循科学，而不是超出科学的范围来做这个研究。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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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时秋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