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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宏网11月12日消息（记者王镜榕）刚刚庆祝完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又迎来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召开。10月31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完成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等。公报首次系统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大显著优势”；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总目标；擘划了工作的具体要求和实施路径，提出了“十三个坚持和完善”。
日前，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宋才发教授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及相关话题接受了本网专访。
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中宏网记者：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着重研究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您怎么解读这次会议召开的背景及其深刻意义？
宋才发：早在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问题，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进行系统总结，进一步深化了国家制度完善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为下一步发展开辟“中国之治”的新境界注入了新动力。从一定意义上说，十九届四中全会集中研究国家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强烈使命感和担当意识，展示了中国国家治理的特点和优势。
如何治理国家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从全新的视角探索国家制度建设和推进国家治理问题，经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40多年的丰富实践，我们党积累了一定的治国理政经验。全面深化改革只有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才能不断地深入向前推进。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描绘了路线图和时间表，可以称得上是新时代的“制度大设计”。
必须从国家治理效能上展示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是制定的具体制度越多越好，好的制度体系从来就不是以制度的多少为标准，关键在于制定的这些制度能够管用。尤其是能够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使之成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坐标。
夯实阻断绝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合法性基石
中宏网记者：《决定》指出，坚持不懈开展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宣传教育，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支持和帮助民族地区加快发展，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生活水平。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及其在新时代扶贫攻坚战中的重要意义如何解读？
宋才发：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民族是文化的主体，文化则是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在有文字记载的5000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以仁为本”的德治主张以及“中华法系”的善治理念，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精神家园。任何一个拥有悠久传统文化的民族，哪怕遭受人世遭逢的严重创伤，也仍然具有浴火重生的顽强生命力。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军事实力一旦衰落下去，仅凭传统文化本身固有的治愈能力，是不足以支撑民族独立和国家生存的，这就是“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在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依法整合56个民族群体形成一个完整的命运共同体，培育各个民族公民在精神上的息息相通，在物质利益上的彼此守望相助，无论对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还是对提升中华民族全体公民的整体素质，抑或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培育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只有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坚持不懈开展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宣传教育，才能够扎实地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必须通过全面依法治国的途径不断增强民族团结，通过法治建设、机制创新、政策支持和制度安排，围绕“十三五规划”列举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和社会问题的解决，不断增强人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度认同，促使人们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为各族人民的精神动力，外化为各族人民自觉的爱国行动。
知识贫乏、观念落后是民族地区陷入整体贫困的总根源。民族地区“人”的贫困，说到底是一个“权利贫困”问题。教育贫困是一个比“经济收入”贫困更可怕的、会导致代际传递的深层次贫困问题。我多次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偏远村庄进行调查，发现祖辈居住在那里很少有人走出大山的老实巴交的村民，生存条件和生活状况确实非常贫瘠。其根源就在于当地教育发展极其落后，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相当封闭滞后。譬如，我深入调研了凉山彝族自治州一家国立医院院长（正县级待遇专家），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一个偏僻乡村的老家。院长的两个儿子随父母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高中和小学里读书，而15岁的女儿小学毕业后没有继续读初中，一直随奶奶生活在乡村里。调研组成员走到哪里，这个小姑娘就跟到哪里。我感到好奇地问她：“小姑娘，你为什么老跟着我们呀？这不耽误你上学读书吗？”她的回答着实让我大为吃惊：“听说您们是从北京来的，我非常向往北京，我跟着您们走能够学习到很多东西。我哥哥和弟弟都在州里读书，我小学毕业就没有再读书了。我父母说在我们这个地方，女孩子读再多的书也没有用，总是要嫁人种庄稼的。”在一个正县级待遇医院院长的家里，就如此不重视女童教育问题，在其他家庭里就可想而知了。教育贫穷对于一个地区、一个家庭来说，是最根本、最可怕的贫穷。
教育精准扶贫是阻断绝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合法性基石。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必须是为包括农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着想的，不是为少数人着想和服务的。困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已经不再只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而是优质教育资源在民族地区配置不充分、不均衡、不合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民族地区教育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因而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落实立德树人的任务；强调要高度重视发展乡村义务教育，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国务院要求巩固民族地区乡村教育的入学率，到2020年基本实现“十三五”“控辍保学”的目标，即把义务教育的巩固率由现在的93.5%提升到95.0%。必须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切实“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健全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保障机制，完善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统筹协调发展机制。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合作办学。”把关注的重点直接聚焦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公”问题；把“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理念，直接指向农村偏远山区和贫困地区的教育；把教育精准扶贫瞄准对象，直接下移至贫困区域的贫困乡村，构建起适合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的教育精准扶贫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运用法治思维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的新发展，坚定不移地走民族区域自治的正确道路。中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成功经验，必将为世界上实行不同政治制度、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消除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生产生活方式之间的猜忌和纷争，提供可供效仿的范例以及发挥示范作用。
中国的改革开放越成功对世界越有利
中宏网记者：《决定》指出，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要领域立法，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以良法保障善治。在当前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并向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之际，尤其是在捍卫和推动国际贸易多边主义的背景下，您认为我国法治建设应当如何积极应对？
宋才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1条中增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个法条的修改，彰显了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统一性，为党的领导提供了强有力的宪法保障，有利于从根本上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连续5000年没有中断文明的伟大国家，中国人民始终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发展了各民族多元一体、交织交融的融洽民族关系，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更加显著。它突出强调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确保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确保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确保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中国不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运行的体制机制，适应变化了的国内外环境，既保持了制度的连贯性又推动其与时俱进。
为了加强执政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代法治国家的全方位领导，2018年3月设立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致力于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负责“全面依法治国”总体布局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和督促落实。2019年2月25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指出，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证明，改革开放越深入越要强调法治；做好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改革开放和发展稳定工作，丝毫离不开良好的法治环境。只有实现依法依规治党，才能促使依法治国深入民心，才能使党的领导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现代法治国家的“定海神针”。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制定和修订了140多部党内制度和法规，执政党有规可依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历史和现实无时无刻不在警示执政党，“法治则国兴，法治则国强”。执政党的根基在人民，人民群众是共产党的“衣食父母”和“最大靠山”，必须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执政党认真总结国内外政党兴衰规律，从关涉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着力推进制度治党建设。制度治党是健全和扎紧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笼子”，提升党内法规制度的权威性，强化制度的执行力和刚性约束力，严厉惩治贪污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制度治党是把现代社会治理理念，自觉融入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之中的一种实践过程，也是新时代政党治理的一条重要途径。它不仅有利于增强执政党制度建设的科学性和严密性，而且有利于促使制度治党走向正规化和系统化。
“中国方案”的提出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能力的最佳体现。中国在21世纪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与其说是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倒不如说是一个正处于复兴过程中的大国更准确一些。中国政府竭力构建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旗帜鲜明地反对国际霸权主义，反对由某一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独揽国际事务，不仅要使中国人民而且要让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过上安居乐业、繁荣富足的生活。应当说中国政府提出的这些积极主张，原本就是与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息息相关的，丝毫没有半点争夺世界霸权的意思。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坚持和倡导不结盟的伙伴型治理，始终以新的合作安全观念及伙伴关系发展为导向，妥善处置与实现本国的安全和国际安全问题。对众多不结盟国家来说，中国“伙伴型全球治理模式”的价值，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范例，从而坚定他们走不结盟道路参与全球治理的信心和决心。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与部分国家建立了关系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在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本供应以及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诸多方面，为全球治理做了实实在在的资源增量工作；2013年中国政府推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得到了周边国家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普遍认同，为营造和平与繁荣的亚太地区安全秩序做出了贡献；中国不仅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义利观，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合作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而且积极主动地应对各类全球性突发问题，为全球治理提供思想指引和理念支撑，推动全球治理的意愿和决心不断增强。中国强调各国共赢发展，在制定本国发展规划的时候，必须避免因国内发展而给世界带来负面效应。譬如，2014年11月就主动做出在2030年前后，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然后下降的承诺，为2015年12月在巴黎召开的气候峰会达成全球协议奠定坚实的基础。
大千世界不能只有一种治理方案和发展模式。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既有权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也有权抉择参与全球治理的具体方式。中国长期以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致力于走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始终奉行不结盟、不扩张、不称霸、不争霸的庄严承诺，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始终以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的身份，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在经济全球化中发挥核心作用，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倡导建立开放型的世界经济体系，为促进全球经济朝着健康方向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无论中国提出亚洲共同体，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都在传递着一个共同的声音：无论国家大小、强弱，都是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一员，都是国际和平秩序的维护者和促进者，国际上共同的事情应当共同商量着办。为了维护我国的能源安全并完善全球能源治理框架，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能源法律制度的制定，通过各种途径把中国政府的积极主张转化为国际能源法律制度，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及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保驾护航。只有把国家安全建立在人民安全的基础之上，国家安全、国土安全才有可靠保障；只有形成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建设的良性互动，国家的整体安全才有可靠保障；只有把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统一起来，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国家安全和世界持久和平才有可靠保障。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达到自身发展，又通过自身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与自觉，不仅摆脱了“强国必霸”传统模式的窠臼，而且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成功范例。
中国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当代实际相结合。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国际人权合作，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协调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权利，中国的人权治理已成为国际人权治理的规范性力量，正在国际人权治理实践中发挥行为示范和方向引领作用，开创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人权保障的新道路。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由于实施全方位改革开放政策，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空前地转变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也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中国的改革开放越成功对世界越有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获取世界霸权”的关键手段。得出这个错误认识和错误结论的根源，在于这些国家既缺乏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也缺乏对中国历史的深刻了解，更缺乏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追求的深刻认知。中国对外开放不只是发展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中国政府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新理念，本质上就是为世界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代表着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中国制度的创新发展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提供了最鲜活的“独创版”和“效仿模式”。诚如德国黑森州欧洲及国际事务司前司长博喜文所指出，2018年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既是中国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纪念礼物，也是中国向世界释放出进一步开放市场的强烈信号。”“博览会主题是‘新时代，共享未来’，也再次向世界强调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关注的是‘团结’，而不是‘冲突’。”莫桑比克财政部长顾问在“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学习时也指出：“中国的发展属于全世界，中国的发展经验也属于全世界。……我想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找到适合我们国家发展的道路。”全球治理不能够单纯靠西方几个发达国家，必须吸引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决不能继续走对抗与霸权之路，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之路。
（责编 薄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