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关于“老中医”王天运精勤行医50年的情况调研
聚焦健康中国 （第一健康报道 编辑部）
作者 张超中
“老中医”王天运行医已有50余年，其间曾经得到了北京市卫生局有关领导的支持，也和刘渡舟、赵绍琴等名老中医同堂应诊。他是北京市最早应用中医方法防治青少儿近视眼的“著名”耳针专家，成效显著，贡献巨大。他精勤行医50年，了解他的人无不拍手称赞，但对不了解的人，则有可能认为他是“非法行医”。应当说，50年来，他确实是一心一意在看病，医疗水平也足够高。但随着中医法制化的推进，他的资历能够作为他合法行医的保障吗？
老中医剧照
一、部队成才，义诊扬名
岁月蹉跎，王天运迈入医门已50余年。
1942年，王天运出生于河南商丘的中医世家，耳濡目染，从小就对中医有兴趣。1963年底参军入伍到京后，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并积累医学知识。1968年夏天，他向北京部队新医疗法医疗队学习了快速针刺疗法，从此走上了从医之路。
1969年夏天，他利用外调空闲时间，给山西省晋城县西黄头大队的农民义诊，引起轰动，回京前夕，大队专门为他们安排一场大戏以示感谢。同年冬天，他回河南原籍探亲，用快速针刺疗法为乡亲们义诊，一天到晚只能休息2小时左右，一个月没出家门一步，那时每天院子里冒严寒排队候诊的有数百名乡亲。他一个人忙不过来，就把弟弟、妹妹及附近的赤脚医生组织起来，经过培训，给他当助手。因为附近的患者全都到他家来了，公社卫生院院长带领除值班者外的所有医生，到家里来向他学习，也给他当助手。县医院针灸科唐主任带领5名医生向他学习，并把他“挟持”到一个房间给这些医生讲了一课。唐主任后来筹办县中医院并任院长。
1970-1980年，他在部队继续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中西医基础知识和技术，并给战友们义务看病。1980年初，他在向解放军总医院耳针专家黄丽春教授学习了耳穴诊疗法后，即在地坛公园用耳穴压豆方法为老百姓义诊治病。当时义诊是在地坛公园的露天环境，受季节和天气因素影响，日接诊患者达数百至千人左右不等，不少患者为了拿到王天运周日义诊靠前的顺序号,不辞辛苦在公园东门排队几个昼夜。连续10年风雨无阻的义诊，王天运接触了除急诊及妇科分娩等以外的各科患者达数万人次，效果比较显著，影响较大，被首都媒体称为“星期天大夫”、“耳穴王”，人民日报、健康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自学杂志、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杂志等曾做过上百次报道。这里特别指出的是，此时王天运并不是“非法行医”，他的义诊是经当时北京市卫生局医政处批准的，批件尚在。
十年义诊，虽然不收挂号费和诊费，但淳朴的患者看在眼里，见他们从早忙到晚，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非常感动，不少人自愿捐出一、二角零钱，放入一个箱子里。王天运指定专人收集记账，全部分批捐助给中国儿童和少年基金会，至1990年，共捐助5109.10元。
二、耳针授课专家和多家医疗单位特邀医师
随着社会影响的日益增加，王天运被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联合大学中医分院等院校授课，并担任中国侨联举办的国际中医班、北京市科协举办的耳穴培训班的授课老师。同时，找他报名学习耳穴疗法的学员也逐渐增加，学员人数最多时达到数百人，其中有首都医务工作者、大专院校的学生，也有机关干部、军人、工人、农民等。为此他每周三晚上为耳穴学习班授课，并挑选技术较好的学生在义诊时充当助手。他被京内外数十家医疗单位聘为特邀医师，以专家身份出诊。他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以专家身份挂牌应诊时，当时的国医堂领导给刘渡舟、赵绍琴、王绵之等顶尖专家定的挂号费是3元，却给他定5元，但他却只答应1元。因患者较多，国医堂同时给他开了六个诊室,他和他的助手日门诊量最多时曾达600人次。加上陪护、陪同人员，当时国医堂门前热闹如庙会，媒体形容“耳穴王”的诊室如公共汽车一样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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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时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兼针灸研究所所长王雪苔教授大力支持王天运的建议，促成中华全国中医学会针灸分会和北京市中医学会针灸委员会联合举办全国耳针学习班一事，该班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如期举行，王天运也是该学习班的组织者，他和他的业余耳针班学员都认真聆听了全国耳针协作组管遵信、黄丽春、许瑞征、李家琪等专家的教诲，受益匪浅。
1989-1990年，原卫生部王副部长的秘书李杭先生，在深圳科技园向新加坡的大企业家洪美德先生介绍王天运是“手到病除的神医”，洪先生则立即派专人到北京请他。王天运当时在北京要出多个专家门诊，一个多月后才安排妥当来到深圳。在与洪先生初次见面时，正好有一位满脸是血的员工请假，说是在中巴车上被醉汉击伤了鼻子，医院诊断为鼻骨骨折，过一周消炎后才能接骨。洪先生问王天运有没有办法，随着王天运给伤者贴压了耳豆，鼻血当即止住了。一周后到医院复查的结果是炎症消失，鼻骨愈合。看到效如桴鼓，洪先生决定聘请王天运为深圳维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医药实验研究室研究员，并拟派他到新加坡为该公司培训学员。因当时我国与新加坡尚未建交，王天运婉辞了他的安排。
1986年，我国成立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第一号专家聘书就发给了王天运。
三、影响虽大，办医受阻
1990年前后的十多年里，北京出现了“耳针热”，这和王天运的参与以及媒体对他的持续报道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是起到了较主要的作用。由于他在北京公开义诊的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北京市卫生局领导的注意。1984年的某个周日，当时分管中医的北京市卫生局巫君玉副局长把他从义诊现场叫出来说：小王，你义诊搞的这么好，影响这么大，那么多患者找你诊治，为什么不办一所医院？他说这行吗？巫局长说：行，你写报告，我们给你批！
1984年7月13日，王天运写的申请报告上报，巫局长第二天就批示同意了，分管医政的副局长于7月20日也批示同意。当他拿着批示到东城区卫生局办理注册时，则被当时规定的条条框框卡住，到后来则不了了之。当时有多位领导、专家、知名人士和单位支持他办医，其中包括国家卫生部中医司吕炳奎司长、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兼针灸研究所所长和世界针灸联合会会长王雪苔教授、针灸专家杨甲三教授、中医专家赵绍琴教授、知名人士、全国政协常委叶道英等。香港中华总商会终身名誉会长王宽诚先生也承诺给以资金支持。中国儿童和少年基金会、中医科学院东直门医院针灸科等也表示支持。有关上述报告及批示、赞助人及赞助单位的资料原件在北京市卫生局有存档，王天运本人亦有复印件留存。
四、创立切实有效的青少儿近视综合防控法
从1980年义诊开始，在王天运诊治的患者中，除了其他各科患者外，青少年儿童近视、弱视等患者越来越多，到后来占据了门诊量的绝大多数。因此，从1990年前后，他的门诊对象主要转向了近视等群体。
经过30多年的治疗实践，王天运认为，解决近视问题，不能对高科技寄望过高，也不能靠一技、一法、一方、一药、一镜来解决问题。导致近视的核心问题和症结是看近或近看的不良习惯，因此，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把近视的拦路虎“近”字变成“远”字，才能根本解决近视问题。学生近视的症结是握笔短，弯曲的拇指挡住了视线，才不得不近看而导致近视。只要握笔达二横指，就解放了视线，就可以加大距离读写了，近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不良习惯大于山，说着容易落实难。为此，王天运总结并制定了《青少儿近视等眼病防控和逆转行为规范》，从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引导近视者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并长期坚持，最后才能逆转近视并巩固成果。他总结出的“王氏全方位近视综合防控法”，以耳穴贴压为主，以改变不良习惯为抓手，严格按要求做的近视患者，效果显著，不仅能够提升视力，还能够降低屈光度，配合特别好的孩子每月能降低2.00-3.00D（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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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他主编的《你可以对近视说不》一书出版。国内权威媒体如中国教育报、现代教育报等对该书做了连载，并进行了专题报道。健康报对该书的主要内容也给予了刊载，健康文摘报还在头版头条予以转载。
五、特别推崇简便易行的耳穴保健
在50余年的医疗实践中，王天运在耳穴诊疗、近视防控以及自身勿药保健这三个方面，探索多、付出多、心得多，总结出了一些独到的经验，且从未发生过任何医疗事故。
王天运深深体会到，耳穴是人类健康的丰富宝藏，值得大力挖掘和开发。耳穴诊疗和保健方法相对比较直观，简便易学，经济实惠，效果奇特，大多立竿见影，而且副作用极小并可控，适应症极广。如能继续开发、研究、探索、总结，将可把它打造成为一个“简便验廉”的纯自然诊疗和保健方法。看似简单的小耳朵，其实蕴藏着医学的大洞天，奇妙无比，深奥无穷。从长远看，耳穴诊疗和保健法，配合其它勿药、非手术的自然疗法，有可能成为人类未来医疗和保健手段的直接选择。
如今王天运虽已年届八旬，但身体尚好，自言不想把50年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付之东流，而是希望把它变成服务于社会和人类的健康法宝。
六、精勤行医50年，行医资格待落实
王天运在北京地坛公园义诊十年，并在医疗单位特邀出诊四十年，但阴差阳错，医师资格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1982年3月，他从北京卫戍区司令部转业，被安排到原籍县任检察院办公室主任。因当时他在北京地坛公园义诊搞得热火朝天，受广大患者诚恳挽留，并经县组织部门批准，未到职，也未领工资。
为解决生活问题，他参与筹办了我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中华社会大学，从零开始，参与了租校舍、招生、请校长、请教师、筹资等一系列工作，从校长办公室秘书做到校长办公室主任，最后在学校达到3000人的规模时退出，被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等数十家医疗单位聘为专家和特邀医师出诊。
1985年5月至1988年10月，他在由王雪苔院长和著名中医专家陈彤云教授开办的中医业余大学大专班毕业，并参加了北京市中医专业自学考试，取得中医基础理论、针灸学、医古文和哲学4门合格证。由于各大媒体的反复报道，成了名人的王天运，因当时户口在河南，原籍给他特办了主治医师资格证书。后来在北京统一办理医师资格证书换发时，因当时他的户籍在河南而漏办。
三十多年之后的2018年9月，王天运按照北京市的确有专长考核办法上报了有关材料，本来他的户籍在朝阳区，但因操作不当错报到了东城区，后来东城区中医局中医科通知他因错报而没有通过报名审核。
2019年1月，北京市石景山区京西中医药文化研究会申报了王天运中医药传统技能传承工作室，但因疫情原因至今进展不大。
据了解，“老中医”王天运的行医经历很有代表性，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医药卫生事业特别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缩影。随着法制化进程的推进，王天运50年的行医生涯似乎要终止了。但他坚信党和政府不会否定他50年行医所做出的贡献，并希望以“合法”的身份继续“义诊”，为社会贡献余热。
（责编 薄荷）
